【推薦】《背離親緣(下)》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事

背離親緣(下):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事

截摘筆記:

 

第六章 父親

我寫作本書的初衷,是為了原諒父母,而在結束時我當上了父親。了解過去,我才得以解脫,往前邁進。我想剖析我的童年為何過得如此痛苦,想理解哪一部分是我造成的,哪些又是我父母以及這個世界造成的。不論是對我的父母或對我自己,我都認為自己有必要證明,問題主要不在我們身上。回想起來我才恍然大悟,研究教養似乎也是為了減輕我對為人父的焦慮。但心智的運作非常神祕,如果這真是我的祕密動機,我也是直到日後才慢慢發現

 

我自幼就畏懼疾病與障礙,雖自始至終都清楚自己是異類,但看到太異常的人,仍想別過目光。我一直知道這麼做很惡劣,而這本書協助我擺脫如此偏執的衝動反應。我聽到的故事常有不折不扣的哀傷,照理說或許應該讓我對父職卻步,但結果正好相反。這些家庭都面臨教養難題,但幾乎無人後悔。這些父母證明了只要有足夠的情緒控制、充滿愛的決心,人都能愛任何人我上了一堂關於接納的課,明白艱難的愛絕不下於輕易的愛,這再再撫慰了我

 

有好長一段時間,孩子總令我傷感。傷感的源由有幾分晦暗難辨,但我想,那有一大半是因為世界總不斷提醒我,身為同志,此生的悲劇便是注定無後。孩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也因此,孩子象徵了我的失敗。過去父母鼓勵我與女人結婚、共組家庭,而世界也附和說,這就是人生首要之務。我和男人、女人都交往過,在這兩種關係間漂泊多年。我和女性有過肌膚之親,也的確愛過當中幾位,但若非因為孩子這個因素,我不會考慮和異性交往。一直要到我領悟同志的性向與行為無關,而是一種身分時,我才確認自己真是同志

我剛成年時,同志身分與為人父這兩件事似乎相互牴觸。那時的我認為當個同志父親的可能性渺茫,並為此飽受折磨,因為我以為在同志父親身邊長大,只會讓我假想中的孩子淪為笑柄。這種想法包含了我內心深處的恐同症,但也與社會現實相符。我當時正學著為自己而戰,但又擔心牽連他人。我從小就因為與眾不同而受盡無情嘲笑,我並不想把同樣的經驗強加在任何人身上。往後的二十年間,社會變了許多,消解了我的這些愧疚。現實之所以能改變,主要是因為在我準備好之前,其他同志已放步邁進,開始撫養孩子。然而,之後當我提到想有個親生孩子時,這樣的願望卻一再受到貶抑,人們往往誠心提醒我,世上有許多棄兒需要好的歸宿。我很震驚,提出這種說法的,經常都是那些有自己的親生孩子且從未考慮領養的人。我想要生育後代的願望,對其他人而言只是異想天開,或是自我耽溺。

既然同志的性向看起來並不會遺傳,我若生了孩子,孩子可能會有的不安,便應來自奇特的出身,而非因為自身的奇特。有些批評者認為,這一來問題就較不那麼嚴重,這彷彿是說,既然我的孩子可能是異性戀,因此讓我生小孩沒關係。我不喜歡這種暗示。僅當水平身分永遠不會成為垂直身分才接受,那是沙文主義我不會因為孩子可能是同性戀就不生,也不會因為孩子可能是異性戀就不生話雖如此,當同志父親仍然是我心頭大石,遠比親生孩子可能有讀寫障礙、憂鬱症或奪去家母和祖父性命的幾種癌症,都要讓我憂懼

 

生育權應列為人類不可剥奪的權利。然而,若是異於常人的水平身分族群想生育自己的孩子,且有可能把異常的性狀遺傳給後代,社會大眾對這些人的偏見便赤裸裸地展現了。身心障礙的成人一旦生下身心障礙的小孩,便會激起許多人的義憤。

 

布麗.沃克是主播,也是演員,患有先天性缺指(趾)畸形,又稱龍蝦螯狀畸形,患者手腳畸形。她的孩子也患有同樣症狀,一九九○年她再度懷孕,心知第二胎也很可能遺傳此症狀,後來她選擇留下孩子,遭到輿論撻伐。沃克之後回應:「先不論孩子的手腳究竟長成什麼樣子,竟然有人如此公開否定一個尚未出世的孩子及孩子適應這個世界的能力,我實在很震驚。」她事業成功、婚姻美滿、非常上鏡,也有許多能傳承給孩子的美好特質。某個談話節目主持人曾如此問道:「把遺傳性畸形疾病傳給孩子,對孩子公平嗎?別人根據你的長相來評論你,根據你的談吐來評論你,不消說,他們當然會根據你的手、你的身體和臉的樣子來評斷你。人就是這樣。」這許多批評背後都有個意思:不論沃克有多想生小孩、多勝任母職,她都沒有權利懷孕,甚至懷了就有道德義務要墮胎。沃克後來說:「我覺得我的懷孕遭到了無情的恐怖攻擊。」

在談話節目主持人眼中,沃克的孩子只是一種身心障礙。替小兒痲痺病患與身心障礙人士爭取權益的運動人士霍特說:「僅憑一種生理特徵,就認為沃克不該生小孩,是忽略了她所有美好的地方。為何不說因為她有螢幕上極美的臉、極活躍的才智,所以應該生許多小孩?」媒體譴責她的時候,大多忽略了一點:孩子若真遺傳到父母的狀況,父母以其豐富經驗,將比別人更能了解與體會這些狀況所帶來的好處與風險與我們的判斷相比,他們做出的選擇更有根有據

 

然而,也有些人是用生孩子來肯定自己的人生。英國身心障礙運動分子喬安娜.卡帕西亞-瓊斯選擇生下五個孩子,部分目的是為了表明身心障礙是種社會模式。她說在她家,殘缺並不是障礙。她和丈夫就如同多數人,都想要親生的孩子。她說:「我也不考慮領養,因為如此一來,我就永遠不會懷孕、生子,一想到就心痛。」卡帕西亞-瓊斯因早產導致腦性麻痺,這不會遺傳,但她的另一半有遺傳性運動感覺神經病變,導致肌肉萎縮,骨骼嚴重變形。兩人的孩子遺傳到該病的機率是五十%。卡帕西亞-瓊斯寫道:「總之,我們家幾乎每人都有身心障礙,我、我的另一半、他父親和兄弟、我姑母和叔伯都有。如果孩子也得病,她絕不會覺得自己是異類。所謂的正常是主觀的,對我們來說,有身心障礙才正常。

 

家族裡的垂直身分,無疑確保了她的歸屬感,就如同侏儒家庭與聽障家庭。但她如此輕忽孩子可能會因身體而受苦,卻也讓人難過。她寫了很多文章,承認自己和另一半都因身體狀況而得忍受肉體之痛,但對於這些苦痛可能傳給孩子,她似乎毫不遲疑。她為了貢獻給身心障礙的社會模型,辜負了孩子的身體。我見過許多人身體有特殊障礙,但活得驕傲,家庭也和樂融融;我也看過許多人痛不欲生,但痛苦不見得全源於外在環境。其實卡帕西亞-瓊斯的家人也不太接受她的決定。 她寫道:「我母親說我們這樣冒險很不負責任,要我去墮胎。婆婆說我一定會流產。我的預產日已過了十一天,完全沒感到一點疼痛不適,真的很開心。我想,這下他們知道了吧。」父母的自尊與子女的自尊,不論在哪一個族群都常常有人分不清楚能區分什麼是幫助孩子完成夢想,什麼又是把孩子困在自己的夢想裡,是了不起的成就卡帕西亞-瓊斯的孩子大概不會對自己的存在感到難過,但若是知道母親因為別有居心而生下自己,則有可能心懷怨恨。不過,在足球場上、西洋棋俱樂部裡、鋼琴旁,也四處可見利用孩子、想靠孩子沾光的自私父母自戀這種短視近利並非身心障礙權利運動者的專利

 

一個基因可能有狀況的人考慮生不生孩子,這是個意蘊深長的問題。一九九九年,身心障礙學者艾德里恩.艾許撰文提到:「慢性疾病與身心障礙不能與急症或意外受傷相提並論。許多脊柱分裂、軟骨發育不全、唐氏症等行動不便、感官受損的人都認為自己是健康的,並未生病,還形容這樣的狀況是自己生命的既定事實,是自己認識這個世界的配備。」這番話雖然有道理,卻非全面的真相。二○○三年我奉派採訪一名叫做蘿拉.羅森柏格的年輕女性,她是囊狀纖維化患者,因這緣起,我們當了一小陣子的朋友。她的雙親雖然也都帶有相同基因(囊狀纖維化是一種隱性遺傳疾病),但都未顯現出病症,所以她的經驗是水平經驗。她在令人心痛的回憶錄《生命氣息》中,讚美了囊狀纖維化這個身分所帶來的許多事物,也表示自己有多珍視生命中的許多東西,然而,她不覺得自己是健康的,更表示但願該病治癒有方,不是因為她拒絕這部分的自己,而是因為她想要開心、想活得長。她在廿二歲那年病情惡化,最終病逝。這樣的人生,與軟骨發育不全的健康侏儒有天壤之別。然而在她過世後不久,她悲不可抑的父親對我說:「懷蘿拉的時候,還沒有檢查囊狀纖維化的羊膜穿刺術,不過後來這種技術問世了。如果我們事先知道,就不會把蘿拉生下來。我現在還是會想:『天哪!她的生命可能會被否定。』還好不是那樣,否則就太悲慘了。」

 

要不要把自己的重擔放在他人肩上,讓他人受苦,是個人的道德問題然而所有的父母在某種程度上都決定這麼做。有錢人即使可以用捐贈的超人精子和傑出女性的卵子做體外受精,但多數人還是選擇自己生育。雖然愚笨會讓日子很難過,但不聰明的人還是毅然決然生下了不聰明的孩子。肥胖的孩子可能因為體重而被邊緣化,但病態肥胖的父母卻還是常常生下胖孩子。憂鬱症的父母所生的孩子可能得設法面對長期憂鬱。貧窮的缺點不言而喻,這也沒阻止窮人生子。

 

從收到產前診斷卻仍決定留下孩子,到刻意篩選生出與眾不同的孩子,兩者間的距離僅一步之遙。《洛杉磯時報》指出:「特意生出有基因缺陷的孩子看似踏入道德雷區,但對於某些身心障礙父母,比如聽障或侏儒父母而言,這只代表生下和自己一樣的孩子。」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已問世二十年,有人調查了全美將近二百間提供該檢查的診所,有三%的診所承認曾運用此技術選用帶有身心障礙的胚胎。涼蔭叢生殖醫學中心在馬里蘭、維吉尼亞與賓州皆有據點,該中心的斯帝爾曼博士表示自己曾拒絕篩檢專選聽障及侏儒胚胎。他表示:「教養的主要使命之一是為孩子打造更美好的世界。侏儒與聽障並不是常態。」

 

打造美好的世界跟遵從常態有關,其中邏輯何在?貝呂貝的兒子是唐氏兒,他寫道:「問題是我們維護的社會制度能不能接受不可預測性、變異、彼此衝突的道德命令、艱難的決定、私人的決定,甚至違常的決定。」胚胎選擇的爭議涉及最棘手也最受社會影響的人權,那就是尊嚴。二○○八年英國修改《人類生殖與胚胎法》,明定選擇有身心障礙的胚胎將違反法律。舉例來說,若利用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來避免生下唐氏兒者,會拿到一份完整的基因圖譜,且不得移植任何已知帶有身心障礙的胚胎。聾人權利運動分子非常震驚。一位部落客說道:「無可否認,我們被貶低了,只因不完美,就不配當人。」

 

雪倫.狄謝諾和凱蒂斯.麥卡洛是女同志,也是聾人,兩人想要孩子,二○○二年請一位第五代聽障朋友捐贈精子,生下兩個聽障孩子高文和潔安。她們決定和《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記者分享自己的故事,結果社會一片嘩然,正如同當年布麗.沃克的遭遇。福斯新聞的報導標題是這麼下的:「天生受害者:在無助的兒童身上設製缺陷,何其過分。」《華盛頓郵報》刊登的讀者來信充滿類似敵意,一位讀者表示:「這三人(包括捐精者)竟然蓄意剝奪另一人的天然機能,太殘忍,太恐怖了,更顯示這三人骨子裡有多厭惡聽得見的人。有些人的父母基於宗教原因不讓孩子就醫,但法律卻保障這些孩子的醫療。我們也應該有類似法案,避免糊塗的父母操弄基因、複製自身的殘疾,以保護兒童不受虐待。」

 

法律學者科爾維諾指出,大眾的義憤是建立在基本的形上學謬論上。他說:「她們可以選擇另一個捐精者,她們也可以選擇領養,而不是懷孕,但不管選哪一個,高文都不會有聽力,反而結果只會是,高文根本不會出生。」聾人權利運動者布德侯說:「從來沒有人說要故意讓一個聽得到的孩子變聾。」

很少人會因為聾人夫妻的孩子也可能是聾人,便主張聾人不應生子。有些人明確說明區別在於接受和追求,並主張異性戀聾人父母的聾人孩子只能是「自然」生下。然而,愛與規則不見得能和諧相處,所謂的自然本來就是不斷變動、不自然的概念,且常被用來掩飾歧視。反對雪倫與凱蒂斯的選擇的人,很可能也不了解這兩位女士的生命歷程,不知道兩人都有大學學歷,事業成功,明顯很幸福,社交活躍,感情也很好。最初的那篇報導解釋道:「許多準父母篩選出不要的特質,加以剔除,同樣也有許多人選出想要的特質。很多時候,目的不是生出優質寶寶,而只是想要某一種寶寶,白人寶寶、黑人寶寶。男孩、女孩,或一個設想得更精細的寶寶。美國生殖醫學會發言人提普頓表示:『大多時候,小倆口想要的是和自己外型相似的孩子。』就這點而言,凱蒂斯和雪倫就跟許多父母一樣,想要一個符合自己形象的孩子。

這個說法很難反駁。雪倫說:「如果能有個跟我們一樣的孩子,真的很不錯。」凱蒂斯說:「我想和孩子一樣,我希望孩子享受到我們所享受的樂趣。」在你知道兩人是聾人前,這些話聽起來都不偏激。狄妮絲在《自然》期刊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兩人的動機:「溝通和追求親密感是人性中重要的一環,如果你真心相信孩子假使聽不到,情感生活也能同樣豐富,而且這樣你更能和孩子溝通,為何不做這樣的選擇?」凱蒂斯在聽障家庭長大,父母是勞工階級,沒受過教育。雪倫在聽人家庭長大,一直到走進高立德大學的手語世界,才找到自己。兩人都很欽佩受過教育的聾父母的聾孩子,也覺得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已經找到自己的幸福,可以把這樣的幸福傳給下一代。父母想要的孩子,是能從自己給予的東西中受惠的孩子

 

基因選擇在未來必成趨勢。精卵捐贈的標準協定不止篩檢捐贈者是否有不良遺傳性狀,更會提供捐贈者的體態吸引力、身高、體重、髮色、膚色、眼睛顏色,以及大學入學測驗成績等資料這種作法,與基因選擇又有何異?一個人受另一人吸引,往往就是因為對方有討人喜歡的特徵,我們憑性衝動與人交合,本身就是一種主觀的篩選機制

 

二○○四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項研究指出,生殖基因檢測日漸激烈的爭議主要由兩派對立的論點構成:一派人士認為基因檢測「有機會減少受苦,並認為研究、科技進步與生殖選擇均不應受限」,另一派人則「相信生殖基因檢測將帶來負面的道德與社會衝擊,其發展與使用應受限制」。哈佛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在《反對完美》一書中寫道:「準父母仍能自由選擇要不要接受產前檢查,檢查出來後又作何決定,但新科技也帶來選擇的壓力,對此他們卻無從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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